外國人對中國思想庫的認識是偏頗的，他們粗淺地認為官方思想庫都是政府喉舌，而民間智庫則會對政府進行批判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蘆 | 北京報道
“沒必要整天盯著美國最著名的智庫看。像布魯金斯學會創建於1916 年，至今已經有近100年的歷史了。我們的智庫都還很年輕。”朱旭峰說。
身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的朱旭峰是國內最早開始智庫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從2002年開始進行中國的智庫研究。同時，從研究數據上，他可能也是資料占有最全面的學者。在2004年，他就調查了來自全國25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301家智庫的情況。
儘管目前中國智庫看似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但朱旭峰仍然反覆說：“對於中國的非官方智庫來說，首先是要活下來。”
“旋轉門”不是中國智庫必然選項
《瞭望東方周刊》：在美國，卸任的官員大多會到思想庫從事政策研究，而不少智庫的研究者同樣會到政府部門擔任要職，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互相流通的“旋轉門”，使美國智庫擁有巨大的政策影響力和對研究人才的吸引力。我們是否也需要建立“旋轉門”機制？
朱旭峰：國內很多研究智庫的人提起外國智庫便會說“旋轉門”，但實際上，除了美國，其他國家都沒有這個機制，英國、德國、法國的智庫都沒有。
“旋轉門”本身是有其存在價值的，但這一機制是由美國的政治制度決定的。美國是總統制國家。被選下臺的總統包括政府高官立刻就沒了工作。智庫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人才儲備場所，因此就形成了所謂的“旋轉門”。
政治制度不同，智庫的特點也就不一樣。比如英國，作為內閣制國家，他們的大選只選出下議院議員，不直接選舉政府首腦。在大選中獲得議會席位最多的政黨黨首直接出任首相。被選下臺的政黨的政府官員可以馬上作為“影子政府”繼續工作，等待下一次選舉上臺。也就是說，英國下臺的高官沒必要去找智庫暫時休養生息。因此，英國智庫沒有“旋轉門”機制。可以看到，即使是英國這樣的多黨選舉制國家，智庫也是不具備“旋轉門”職能的，何況其他國家。
中國沒有必要跟美國學，也非要搞一個“旋轉門”不可。
以前，我們的官員退休以後，多數去人大、政協或民間團體。現在他們發現還可以去搞些研究，尤其是一些本身具備研究能力的官員，所以最近中國有些新成立的智庫由退休官員領導。這可以認為是一種類似“旋轉門”機制，但這是中國自己的制度創新，與美國智庫“旋轉門”不是一回事。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現在影響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的最主要瓶頸是什麼？
朱旭峰：很多人可能會說，中國民間智庫發展最主要的障礙是政府不重視。但我的調查研究證據表明，雖然民間智庫在影響政府渠道方面相對官方智庫來說存在先天劣勢，但這不能說是政府歧視。和很多人的觀點可能不太一樣，我認為，現在阻礙民間智庫發展的主要瓶頸是無法吸引優秀、年輕的研究人才。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不然民間智庫就很難生產優質的知識產品。
中國對年輕研究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哪裡？是高校，其次是國有的研究院所。民間智庫缺少的東西很明顯，比如說高校能解決戶口，而民間智庫沒這個能力。在北京，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而且，在高校裡面有職業發展預期，從講師開始，到副教授、教授。
布魯金斯學會也是這樣，他們的研究員也分級，有一級一級的奮鬥目標，而且研究員的社會地位是得到認可的，比如資深研究員如果願意可以去高校任教授。
還有一點很重要，美國的智庫是免稅的。美國個人所得稅非常高，在智庫里工作收入可以免稅，這一條就會提高智庫對研究人員的吸引力。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這些問題在現有體制下對於非官方智庫來說，解決起來難度好像相當大。
朱旭峰：只要有自己的吸引力和資源，願意為年輕人鋪路，還是可以吸引到人才的。
比如“金融四十人論壇”，他們是非官方、非營利性的金融學術研究組織。他們有幾十家理事單位(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信信托、中國平安等)，在“金融四十人論壇”工作滿一定年限的年輕人，做得好的話，可以被推薦到這些理事單位的研究部門擔任職務。這就為吸引年輕學者創造了條件。
決策越複雜越需要智庫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的智庫大都是經濟類的，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朱旭峰：我2008年做過一個問卷調查，調查對象是政府官員，大概意思是問他們在什麼情況下願意聽誰的，是聽媒體的、公眾的還是專家的？
統計結果分析，這取決於政策本身的情況。如果政策問題不太需要專業知識的，決策者傾向於不聽專家的。而且，很多時候決策並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比如政府賣地或拆遷，可能更多的是要權衡不同的利益問題，而不是專業計算的問題。但是，反過來，專業性越高越複雜的決策，需要專家和思想庫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經濟、金融問題，醫葯衛生體系改革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對於智庫發展來說，政府的決策民主化程度很重要。
朱旭峰：不僅如此。在思想市場上的供需雙方都需要提高能力，智庫需要提高研究能力，政府也需要提升能力，主要是找準問題的能力。
獨立性與傾向性
《瞭望東方周刊》：外界對於中國智庫的劃分大多用“民間智庫”和“官方智庫”的形式，這兩種智庫的研究成果的獨立性，與其本身的組織屬性是否有相關性？
朱旭峰：外國人對中國思想庫的認識是偏頗的。他們粗淺地認為官方思想庫都是政府喉舌，而民間智庫則會對政府進行批判。實際上，這些機構本身沒有那麼強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國官方智庫有時候也會公開地批評政府的政策，而一些公認的純民間智庫也承接大量政府研究課題，並以能得到政府課題委托為榮。
《瞭望東方周刊》：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官方智庫的財務更有保障，有時反而更敢於發聲。那麼，有沒有可能出現官方和民間智庫的研究結果和其組織性質的相關性和大眾的印象正好相反呢？
朱旭峰：不是這樣的關係。這兩者之間沒有明確的相關性。中國智庫沒有模式，中國的情況是各顯神通。不要給中國的智庫貼標簽。
《瞭望東方周刊》：雖然幾乎所有智庫都將獨立性作為一大標準，但很多智庫似乎有比較明顯的傾向性，比如一些民間智庫給人的印象是多為弱勢群體發聲。
朱旭峰：“獨立性”的概念相當複雜。獨立性不意味著沒有傾向性。
比如，為農民工說話就獨立，為企業家說話就是不獨立？農民工和企業家，都是利益集團。為利益集團代言其實沒問題，研究結果有傾向性也沒問題。
問題在哪兒？
獨立性的關鍵，是看智庫的觀點和它們的經費是否存在相關性。沒收錢也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這是傾向性。傾向性可能是學者自己的價值觀和研究證據決定的，與智庫的資金來源沒關係。而因為收了錢才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這才是喪失獨立性的問題了。
相比其他國家，美國的智庫比較獨立。為什麼？因為美國的基金會比較多，他們不需要靠政府訂單活著。特別是像布魯金斯學會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這樣的機構，他們自己有基金，基本實現了財務自由，所以能夠獨立。但實際上，美國的智庫完全獨立的並不多，很多都代表了黨派和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
在歐洲，智庫的獨立性比美國差得多。比如，在英國，除那些依附主要政黨的大智庫以外，獨立智庫被政府認為總是指出政府缺點的刺兒頭，因此它們得不到政府的太多支持而發展緩慢。在德國，智庫主要分為接受政府課題的研究所和不同政黨組建的研究型基金會。在法國，最早的智庫就是法國國防部仿照美國蘭德公司的模式組建的，而法國非官方的獨立智庫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訂單生存。在日本，政府多採用政府委托研究的形式採納智庫意見，而日本企業財團也組建了許多智庫。
在中國，許多半官方智庫，由於也能經常接受民間基金會甚至海外研究基金的資助，大多能夠做到項目運作“獨立化”。更重要的是，正因為中國智庫的大部分財政經費來自於政府，它們才得以與大部分產業利益保持著一定距離。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只要能夠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和政策辯論，為利益集團說話對於智庫來說並不是個問題？
朱旭峰：關鍵在於，智庫的資金來源一定要公開。公眾一方面可以直接查看智庫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可以查看他們的研究結果和公開的觀點。這樣能看出他們的研究結果和資金有沒有關聯，很容易就能判斷出他們的研究是不是有獨立性。
智庫政策咨詢不應納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範疇
《瞭望東方周刊》：在2013年7月底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立即研究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中國的新型智庫是否也有這樣的意味：由政府購買服務？
朱旭峰：對智庫來說，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是什麼好事。智庫應該有穩定的經費支持，而不能靠一筆一筆訂單活。
為了維持生計，一些智庫把主要精力用在“拉項目”上，很容易造成智庫專家為了保持與項目資助機構的良好關係，看他們臉色行事的局面。所以，政府、基金會、企業如果要支持智庫，應該採用捐助的形式---不是以資助研究課題的方式。
捐助和資助的區別在於，捐助的對象是機構，資助的對象是研究項目。研究項目資助更容易與某些利益集團扯上關係。
而且，如果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就需要招標。招標的時候可能要更多考慮投標人的報價是多少，這會影響招標結果。
有人可能會認為，如果招標可以避免研究重覆的問題。不然，把一個課題給了好多人做是不是浪費？但是，政策就是需要辯論。委托多個課題組開展同一個問題的研究，可以形成不同政策觀點和方案的交鋒和競爭。只有經過充分的辯論，才能形成科學的決策。將成本投入到前期的政策辯論，比決策失誤後造成的損失要小得多。
但是，如果是政府購買智庫服務的話，就必須符合政府採購的規則，就很難同時“採購”多個課題組開展平行研究。所以，政府購買服務最好不要把智庫向政府提供咨詢服務納入進來，除非對採購公共決策咨詢服務有專門規定。
（編輯：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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